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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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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大屠殺是指針對共產黨人及其盟友和支持者實行的大規模屠殺,執行者包括反對共產主義的個人、政治組織和政府。自共產主義運動誕生起,便受到反對者採取種種反對手段來壓制共產主義者的行動及共產主義思想的傳播,有時甚至大規模使用暴力進行鎮壓冷戰時期發起的許多反共屠殺得到了美國及其西方集團盟友的支持[1][2][3]:87[4]。一些美國支持的大屠殺,如1965年—1966年的印度尼西亞大屠殺[5][6]危地馬拉內戰期間的危地馬拉種族屠殺[7],被部分學者認為是種族滅絕行為[2][8]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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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12日,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中正上海發動四一二事件。12日下午,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閘北工人作出回應,從蔣中正領導的軍隊手裏奪回總工會會所,並宣佈全市舉行總罷工,於次日展開遊行。此遊行遭到上海當局的鎮壓。4月12日至15日,有300多人被殺,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蹤。繼上海清黨後,廣州北平等地的反共人士,也開始大量清除共產黨員及其親共人士。[9] 同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正式作出關於「分共」的決定,提出「寧可枉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隨後不久,汪精衛的部下就和蔣中正一樣實行清黨運動。[10]

1931年中央蘇區第三次反圍剿戰爭期間,蔣中正表示讚成陳銘樞的「清野焚毀」計劃[11],電令熊式輝準備燃油焚毀「匪巢」[12]。李藎萱後來回憶稱國軍為槍殺當地民眾,先將房屋焚毀,然後伏擊救火的當地居民。僅在東固國軍就殺死2000多當地民眾[13]。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十八軍軍長的陳誠在其日記中記載數起當地居民與國軍衝突的案例,併寫到:「然軍隊紀律之壞,實起人民之反感,故即非匪化之人民亦仇視軍隊,並有兵不如匪之口號,軍民間之情感即不可收拾矣。」[14]

1933年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前的8月30日,蔣中正對劉鎮華徐源泉等部下達「匪化已深之區域非准各部隊官兵儘量之燒殺,不能剷除匪根。」、「務令各部燒殺勿論為要。」之手令,並稱「即推『剿匪』之『剿』字,其意義亦必以刀入匪巢、殺戮盡淨之意。」[15],僅在鄂豫皖一地就有3500多人被活埋,一萬多人被殺[16]

1949年4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動渡江戰役,攻佔當時的中華民國首都南京。為守住台灣,時任台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的陳誠,於5月19日頒佈戒嚴令,自5月20日零時起,台灣開始進入迄今史上時間最長的軍事戒嚴期。為配合動員戡亂體制,立法院頒佈的「懲治叛亂條例」和「檢肅匪諜條例」,後世稱這段時期為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同年12月7日,自中華民國國軍退守台灣後,隸屬於中華民國國防部情報單位開始在島內全面肅清中共地下黨員。1950年代開始,凡是共產黨員、親共人士、有親共嫌疑者、曾經去過延安者、思念大陸家鄉者、或有異見者、異言者均可不經審判(或由簡易的軍事法庭)加以逮捕,當場處決,被處決者約4000—5000人,牽連入獄者約8000—12000人,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其中大部分的受難者,均因親共之名被處決或監禁。台灣白色恐怖時期一直持續至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為止[17]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前夕,命令國防部保密局分批處決囚禁在重慶白公館渣滓洞等監獄中的共產黨員和政治犯。這場處決始於1949年9月6日,結束於1949年11月29日上午,死者達300餘人,史稱「重慶一一·二七事件[18][19]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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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導聯盟事件中,韓國軍警槍決政治犯

韓戰時期及李承晚統治期間,數以千計的共產主義者和被懷疑為共產主義同情者的人被殺害,著名的屠殺事件有保導聯盟事件。被殺害者的人數有多種說法。根據為了真實和解過去事整理委員會英語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South Korea)顧問金東春教授的說法,至少10萬人被以疑似支持共產主義的罪名處決。[20] 韓戰初期,在東南部城市蔚山,870人被韓國警察集體殺害。僅在1950年7月—8月,就有407名平民未經審判便被當局處死。2008年1月24日,時任韓國總統盧武鉉為這次屠殺進行道歉。[21]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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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本傑明·瓦倫蒂諾估算,在越南戰爭期間,美國南越的軍警以鎮壓越共游擊隊為名殺害的人數在11萬至31萬之間[22]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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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1970年代,泰國軍政府及其下轄的共產主義鎮壓行動指揮部英語Internal Security Operations Command協助軍隊警察和準軍事民團,以嚴刑峻法來應對泰國共產黨領導的暴動英語Communist insurgency in Thailand。1971年—1973年,在他儂·吉滴卡宗陸軍元帥和布拉帕斯·乍魯沙提恩英語Praphas Charusathien將軍統治時期,反共活動達到巔峰。根據官方統計數字,在這一時期,全國共有3008名被懷疑為共產黨員的人被殺。[23] 另一些統計數字則更高。平民被處死通常是在沒有經過審判的情況下。

其中一個著名的事件便是發生於泰國南部博他侖府林賽的所謂「紅鼓屠殺英語Red Drum killings」(又稱「紅桶屠殺」)。在那裏,超過200名(非官方統計數字則高達3000名)被指控幫助共產黨的平民[23][24][25]被塞進紅色小汽油桶里燒死——有時是在人已被殺死的情況下將其遺體放入焚燒,有時則是活活將人塞進桶里燒死[25]。這一事件從未得到徹底調查和追究,沒有任何施害者被繩之以法。[26]

1976年,在經由1973年泰國人民起義英語1973 Thai popular uprising並建立文人政府三年後,泰國軍方試圖重新干預政局,此舉引發學生示威抗議。10月6日,在獲得高層允許和右翼支持的情況下,泰國警察和右翼準軍事武裝組織成員以支持共產主義為罪名,暴力鎮壓了左翼學生,造成數百人死亡的血案。這次屠殺是在右翼政客、媒體和幫派勢力進行一系列帶有暴力色彩的反共宣傳後進行的,佛教僧人帕·吉德迪武德托甚至宣稱殺掉共產黨人沒有罪過。[27][28][29]

馬來亞聯合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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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6月16日,馬來亞共產黨的幾名黨員在霹靂和豐刺殺植物園的歐洲經理。6月20日,聯合王國政府宣佈實施緊急法令,馬共正式從合法組織成為了非法組織,並在全馬各地進行大逮捕,而馬共也在同時宣佈開展武裝反殖民行動。

1948年12月11日,道格拉士上士與休斯中士率領第2蘇格蘭近衛團第G連第7排巡邏隊前往雪蘭莪峇冬加里的雙溪樂莫橡膠園。傍晚進入橡膠園後,開始盤問村民,村民否認為馬共黨員或其支持者。但隨後部隊的馬來亞籍警員向英軍表示,儲存配糧的倉庫可能遭到馬共黨員偷取。之後英軍開始分隔村民。男村民被隔離囚禁在宿舍(俗稱公司),而婦孺被關在另一宿舍。道格拉士命令20歲的村民羅會南(又名羅吉粦)往前面小逕行走,期間他突然遭人從後面開槍,其中槍後仍未斷氣,後再補上一槍後擊斃。其他男村民被英軍帶到宿舍後方強行盤問,以迫使村民說出馬共分子的情報。翌日運送糧食的卡車在進入村內後被截停,司機在盤問後被扣留。所有婦孺被載上卡車,男村民依然被囚禁。休斯被對士兵宣佈處死扣留的23名男村民。隨後英軍命令他們往小溪走去,士兵尾隨其後。途中,英軍開槍掃射,村民中槍後倒地身亡。之後英軍便放火焚燒村莊。

印度尼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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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966年印度尼西亞大屠殺是在九三〇事件發生後,由蘇哈托獨裁政府發動的反共暴力清洗行動。

殺戮始於1965年10月的雅加達,後擴散至爪哇島中東部,最後又擴展到峇里島。在其它部分島嶼也發生了小規模殺戮,主要發生在蘇門答臘島[30] 由於蘇加諾總統失勢,蘇哈托開始實行獨裁統治,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領導人被通緝,有些在被逮捕後即刻槍決。印度尼西亞空軍也成為清洗的一個重點目標。11月6日,印尼共資深領導人尼約托英語Njoto被處決,主席艾地則被處決於11月22日,第一副主席盧克曼英語M. H. Lukman在不久後也被處決。[31]

一般估計,在這一時期,被印度尼西亞安全部隊殺死的人的數量在50萬至100萬之間。[32] 據其他消息來源稱,有200萬至1000萬人死亡。

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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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6月,巴列維王朝君主禮薩·汗為加強個人專制地位,同時迫於西方壓力,授權伊朗議會通過《反共產主義法》,宣佈伊朗共產黨為非法組織,伊共主要成員大部分成員遭到監禁或屠殺。1935年,一些具有左翼傾向的知識分子在首都德黑蘭組織「學習小組」,探討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1937年,禮薩·汗以「危害國家安全罪」為由,逮捕「學習小組」的53名成員,伊朗現代史上著名的「五十三人英語The Fifty-Three」小組由此而得名。

1953年伊朗政變,軍方推翻摩薩台首相領導的政府。政變當局擁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國王掌權後,開始嚴厲鎮壓摩薩台的盟友伊朗人民黨(伊朗共產黨的後繼者)。1954年,因叛徒出賣,人民黨領導的秘密軍事組織「軍事部」被當局全盤挖出,該組織成員466人受到當局的審判,其中一半被判處死刑,其他人則被判處了不同刑期的徒刑,他們在獄中都受盡了酷刑。數月後,人民黨青年部70多名成員被捕。[33]

伊朗伊斯蘭革命後的1983年5月4日,伊朗霍梅尼神權當局宣佈取締曾經支持伊斯蘭革命的伊朗人民黨,並逮捕了該黨大量成員。1988年,伊朗處決大量政治犯,其中包括許多左翼人士。1989年夏天,在剛上任的伊朗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的指示下,伊朗當局處決了數千名政治犯,包括伊朗人民黨的38名中央委員和數百名骨幹分子。[34]

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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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阿拉伯復興社會黨在伊拉克發動軍事政變,奪取政權後便殘酷屠殺原先的盟友伊拉克共產黨的成員,包括總書記薩拉姆·阿德勒在內的數千名共產黨人慘遭殺害或監禁。證據顯示,美國竭力支持復興黨,以遏制中東地區共產主義的壯大,中央情報局直接參與了針對伊共的大屠殺。野蠻暴行激起伊拉克國內外輿論強烈反彈,爭權奪利造成內部四分五裂,復興黨短期執政隨即夭折。1968年,復興黨再度發動軍事政變,二次奪取政權。捲土重來的復興黨汲取教訓,不惜一切代價維持統治。由於當時的復興黨勢力十分有限,出於鞏固政權的權宜之計,復興黨提出與伊共建立政治同盟的要求,以承諾安排伊共一定席位的內閣官職為誘餌。在復興黨軟硬兼施、威脅收買與蘇聯橫加干涉、強迫命令之下,伊共領導層屈從於與復興黨建立政治合作的要求。隨着復興黨政權的鞏固,1979年薩達姆·侯賽因上台後,公開宣佈伊共為「非法組織」,大肆逮捕伊共黨員和支持者,大多數伊共領導人不得不流亡海外,組織近乎徹底消亡。[35]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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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工聯主義者是德國國內最早反對納粹黨的人群[36],也是最早被納粹關進集中營的人群。納粹黨領袖阿道夫·希特拉宣稱共產主義是猶太人的意識形態,稱其為「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資產階級對共產主義騷動的恐懼成為了制定德國1933年授權法的驅動力之一,該法使希特拉開始獨攬大權。納粹黨領導人赫爾曼·戈林後來承認,在紐倫堡審判中,納粹黨壓制德國共產黨勢力的企圖推動了保羅·馮·興登堡總統及當時的德國資產階級精英同納粹黨達成合作共識。1933年3月,納粹德國的第一座集中營於達豪建成,收押了德國的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工聯主義者和其他反對納粹的人士。[37] 共產黨人、社會民主黨人和其他政治犯都被迫帶上作為政治隔離標誌的「紅三角」袖標。

無論何時納粹佔領一塊新領土,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團體的成員通常是第一批被逮捕和處決的人。這一情況已從希特拉下達的鮮為人知的政委命令中得到證實,在這份命令中,希特拉下令就地槍決所有俘獲的蘇聯紅軍政委,同時殺掉德國佔領區內所有共產黨員。[38][39]東線戰場別動隊負責執行此類死刑。[40]

希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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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0月,納粹德國在地中海地區兵敗,英國軍隊以對德作戰為名在希臘登陸,護送希臘流亡政府回國。納粹佔領期間,堅持游擊戰的希臘共產黨等左翼力量,組建了民族解放陣線,還建立了地方政權。英國和以保守派為主的希臘新政府擔心大權旁落,下令游擊隊就地解散。同年12月3日,約25萬名民眾在雅典市中心的憲法廣場舉行了一次示威遊行,聲援民族解放陣線。在示威過程中,警察向遊行群眾開了槍,造成30人死亡、148人受傷。次日,支持民族解放陣線的民眾發起更大規模的抗議和總罷工,並在雅典街頭築起街壘,同政府軍作戰,英軍也從意大利緊急調派了1650名士兵趕往鎮壓。衝突持續了44天,超過40000名平民死亡。這一事件史稱「十二月事件」。[41][42][43][44]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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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白色恐怖」指佛朗哥分子西班牙內戰及戰後專制統治時期犯下的種種暴行。[45]

由於許多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在輸掉西班牙內戰後逃離西班牙,遇害者的數字難以準確估計。此外,佛朗哥政府還銷毀了數千份有關「白色恐怖」的文件[46][47][48],以掩蓋其處決共和派人士的行徑。[49][50] 數以千計的「白色恐怖」受難者被埋在數百個無名集體墳墓里,僅在安達盧西亞便有超過600人遇害。[51] 最大的集體墳墓是馬拉加郊區的聖拉斐爾公墓(可能埋葬了4000多名受害者)。[52] 爭取復甦歷史記憶協會英語Association for the Recovery of Historical Memory指出,失蹤者的人數超過3,5萬。[53][54] 大部分歷史學家認為,白色恐怖造成的死亡人數在15萬至40萬之間。[55][56]

蘇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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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7月19日,蘇丹共產黨因涉嫌參與反對加法爾·尼邁里獨裁政權的未遂政變而遭到大規模鎮壓,大批黨員被捕,總書記阿卜杜勒·哈利格·馬哈古卜英語Abdel Khaliq Mahjub等領導人和上千名黨員被處死,黨的組織也遭到嚴重破壞,損失慘重[57]

薩爾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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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薩爾瓦多共產黨領導了一次反對馬克西米利亞諾·埃爾南德斯·馬丁內斯獨裁政府的起義,遭到殘酷鎮壓,30000名農民在鎮壓行動中死亡。[58]

在1979年–1992年的薩爾瓦多內戰中,薩爾瓦多軍政府與由五個左翼游擊隊組成的反對派聯盟法拉本多·馬蒂民族解放陣線發生激烈衝突。

1979年10月5日,薩爾瓦多發生軍事政變,許多反政變的示威者被政變當局殺害。這一事件被視為內戰的導火索。[59]1980年1月,各左翼政治組織共同組建了「革命群眾協調英語Coordinadora Revolucionaria de Masas」組織。數月後,各左翼武裝團體聯合組建了「統一革命指導委員會西班牙語Dirección Revolucionaria Unificada」(後改組為「法拉本多·馬蒂民族解放陣線」),開始和軍政府全面交戰。[60]

在歷時12年的內戰中,薩爾瓦多政府軍、安全機關和警察機關犯下了屠殺暗殺綁架酷刑一系列反人類罪行。內戰共造成薩爾瓦多全國7.5萬人死亡,8000多人失蹤,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61][62][63]吉米·卡特擔任美國總統期間,美國為薩爾瓦多軍政府提供了大量軍事援助。朗奴·列根繼任總統後,繼續執行這一政策。[64]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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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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